1949 年解放军兵临罗湖桥头，明明随时能拿下香港，中央为何下令原地止步？伟人长远布局太有远见。
1949年10月，广州解放后，深圳河成了一条窄又重的线。北岸是刚从内战中打出来的人民军队，南岸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。
枪炮声离开广州城，铁路、公路、码头都在重新接管，边境那边的港英当局也在看风向。
罗湖桥头不宽，一支部队过桥，并不需要多少时间。难的是，过桥之后，中国要面对的就不只是一座城市，而是一个刚诞生的新政权同旧世界打交道的硬门槛。
当时的军事态势，确实对新中国有利。
四野南下，广州在10月14日解放，香港北面的宝安、深圳一线随即进入人民解放军控制范围。英国在香港有驻军，也做过防御准备，可它很清楚，香港的腹地在广东，水、粮、蔬菜、日用物资都同内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若把边界一封，香港的日子不会好过。
可中央给前线定下的，是止步、接管、稳住边界，不许越界作战。深圳镇的接管也带着这种分寸。地方武装和干部先行，维持秩序，避免边境冲突，把已经拿到手的城市管好。这种安排看起来慢，实际硬。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：要不要打，什么时候谈，以什么方式解决，都不让对方用一场仓促冲突带偏。
几个月前的长江上，英国已经吃过一次教训。
1949年4月，“紫石英”号闯入渡江战役江面，人民解放军炮兵开火，英舰受创搁浅，后来英方增援舰也被打退。旧中国那种外国军舰横行内河的日子，在炮声里断了。正因如此，罗湖桥头的克制才更有分量。会打，敢打，却没有被打一仗的冲动牵走。
新中国那时还没有坐稳。
华南刚解放，台湾问题仍悬着，朝鲜半岛局势正在积云，西方国家对新政权多有敌意。若在香港同英国正面开战，英国会不会牵出美国，港内资本和人口会不会大规模震荡，海外贸易通道会不会被掐得更紧，这些都不是前线一纸战报能包住的。
中央在1949年初就谈过外交上的原则和步骤：能解决的解决，时机不成熟的暂缓，不能只凭痛快办事。这句话落到香港，就是“暂时不动，长期打算，充分利用”。
香港主权问题没有被放弃，旧条约的屈辱也没有被承认成合理。只是当时的新中国，需要一个同外部世界通气的窗口。大陆许多港口还在战争创伤里恢复，外汇、设备、药品、运输、侨汇，很多路都要绕到香港。把香港一夜间打下来，旗帜换了，窗口也可能碎了。把它暂时留下，反倒让这个殖民港口慢慢变成新中国可利用的通道。
英国很快也读懂了这层意思。
1950年1月，英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之一。中英到1954年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，1972年升格为大使级。关系并不顺，香港也始终是疙瘩，可这条线没有断。
新中国在一片封锁中留下一根细细的外交管道，管道不体面，却实用。
香港也因这条管道得了喘息。战后香港人口剧增，工厂、贸易、航运、金融一点点挤出来。这里面有港人的勤劳，有国际资本流动，也有大陆稳定供给和政策留白。
1960年代香港缺水，广东东江供水工程逐步建立，1965年东江水正式输港。水从内地流过去，流进的是殖民地城市，也流进未来要回家的地方。
这种安排并非没有压力。
党内和社会上一直有人急，觉得明明能收，为什么不收。1959年，毛主席谈到香港时说，不急，目前还有用处。这个“用处”不狭窄，不只是买东西、转口、通邮，也是一种战略缓冲。中国没有放弃边界另一侧的主权主张，却把解决方式留给更合适的时间。枪能解决占领，却未必能保住金融、航运、人口和国际谈判余地。
到1974年，英国前首相希思访华，再谈香港。
毛主席没有急着把话说满，只把时间指向1997年。新中国那时已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，尼克松也已访华，世界格局变了。
香港不再是唯一窗口，但它仍然是一个需要平稳处理的城市。毛主席把这个问题交给后来人，话说得淡，分量却重：时机比姿态更要紧。等国力、外交和国际环境都走到那一步，账自然要算。
1997年香港回归，走的是谈判、协议、交接、制度安排的路。
这个结果离1949年的罗湖桥头很远，又离那天很近。若当年一时痛快，香港可能会在炮火和封锁中变成另一个战场；若当年只求安稳，不再追问主权，也不会有后来的回归。
中央选择的路卡在两者之间，既不退让根本，也不急着把牌打完。
罗湖桥头那次止步，不能说成“放过香港”，更不能只说成“没有能力”。
它是新中国在枪炮刚停时做的一次冷处理：把能打的冲动按住，把要收回的目标放长，把一座殖民港口暂时变成通道。
桥还在那里，水还在流。
很多年后，国旗在香港升起，人们才看清股票配资系统，1949年的那一步没有迈出去，原来也是一种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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